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 的中国担当 ？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 。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 ，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 。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 。同时 ，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 的承诺 。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 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 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是全球气候治理 的重要基石 。在您看来 ，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 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 ，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 ，它们对很大一部分 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 ，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 是贫穷 ，都需要采取强有力 的行动 。
需要注意 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 、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 。尽管在最初 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 的发展模式 ，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 ，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 。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 。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 ：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 ，这是一种背信行为 ，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 ，1000亿美元 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 ，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 ，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投资水平 。要做到这点 ，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 ：《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 。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 的差距仍 是谈判 的难点 。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 ？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 的差距？
斯特恩 ：《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 ，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 。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 ，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 ，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 的突破。在此过程中 ，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 ，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 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 ，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 。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 。与此同时 ，中国 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 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
刘亮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 ，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 ，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 。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 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 的经济增长 。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 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 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 ，确保在转型过程中 ，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 ，高碳企业 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 ，并重新分配到新 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 ，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 。同时 ，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 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 ：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 。面对疫情的暴发 ，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 的看法？后疫情时代 ，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 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 ，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 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 。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 的经济发展道路 ，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
从投资角度上看 ，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 、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 ：去年 ，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 。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 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
斯特恩 ：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
但我们也知道 ，提交给COP26 的经修订 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 的目标仍有差距 ，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 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 的减排承诺 ，并共同制定一项新 的气候融资计划 ，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 ：长江江豚 的“生活圈”已拓展至整个江苏段****** 中新网蒙特利尔12月8日电 “长江江豚的’生活圈’由原来 的部分江段拓展至整个江苏段 ，并在扬中雷公岛、南京潜洲等水域发现’母子豚’(母豚携幼豚)踪迹 ，成为长江’休养生息’过程中，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的真实写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边会上表示 。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在边会上作案例分享时发言 。尹灵 摄当地时间12月7日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边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边会由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 长江江豚作为全球唯一江豚属 的淡水亚种，因嘴巴 的弧线像在微笑一样 ，被人们称为“微笑天使”。作为生态环境指示物种，已在地球上生存了2500万年，也被称为长江生态 的“活化石”。王天琦表示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被列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 ，同时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简称IUCN)也将其评估为濒危级 。” 2020年 ，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10年内禁止天然渔业资源 的生产性捕捞，保护江豚等物种多样性，保持长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 。 王天琦介绍，随着全面禁捕 、岸线清退等专项行动的不断深入，水生物种种群逐步呈恢复趋势 ，水生态健康状况不断向好 ，再现了碧波荡漾、江豚逐浪、游鱼嬉戏的美丽长江景色 。 他强调，“特别 是，长江江豚的’生活圈’由原来 的部分江段拓展至整个江苏段 ，并在扬中雷公岛 、南京潜洲等水域发现’母子豚’(母豚携幼豚)踪迹，成为长江’休养生息’过程中，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的真实写照 。” 王天琦介绍 ，南京是能在城市市区江段看到野生江豚稳定栖息 的“唯一城市”，这里能直接观察到长江江豚踪迹 的区域多达10余处，最多一次在半天时间内观测到30次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的场景，吸引着众多爱好者驻足观赏与打卡拍摄 。 王天琦说 ，环境DNA监测显示 ，长江江苏段累计检出80余种鱼类DNA信号，鱼类多样性持续提升 。这些都 是对江苏重现大江美景 的赞许 ，更是对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期许。下一步，江苏将采取更加有力 的保护措施，让江与人 的生命共同体尽早实现正向演替 、和谐共生，为保护长江生物多样性作出江苏贡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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